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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当后人想拨开尘封许久的岁月走近这段传奇已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年意气风发的老师与学生们如今大多已经驾鹤西去。所以，当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应崇福院士的办公室时，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正慢慢走近西南联大这条河流的源头，去追溯那些逝去的故事。已经88岁高龄的声学专家应崇福院士早已在办公室等待记者的到来，虽然年事已高，但应院士的精神状态之好令记者小小地吃了一惊。提及60多年前在昆明学习的那段岁月，应院士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许多点滴小事，跟随着应院士的回忆，记者渐渐走近已成为不朽丰碑的西南联大。 

    与联大结缘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时年21岁的大学生应崇福跟随当时的（武汉）华中大学搬迁到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大理。1941年，应崇福到西南联大研究生院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这一年的物理专业只招收了3名硕士研究生。应崇福说：“当时，我能从一个普通的大学去著名的西南联大读研，是很不容易也是非常幸运的。在西南联大里所学到的知识与导师的人格魅力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裨益。” 

    艰难岁月 

    能考上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让年轻的应崇福既兴奋又倍感压力。当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汇集了中国顶尖的物理学家：吴有训、赵忠尧、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等等，阵容之强大的确是空前的。尽管当时国内环境动荡不安，但联大的师生仍然坚持研究学术、教书育人，战争反而坚定了他们的信念：自己所学、所研究的成果将来定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用武之地！ 

    由于从平津仓促撤出，三校图书、仪器设备几乎全部丧失，因而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存在不少困难。对于物理专业的学生来说，在战时的状况下进行大量近代物理实验是不现实的。应崇福原本想选择实验型物理学为主要研究的方向，最终改为专攻理论物理学，师承研究统计物理学的大师王竹溪先生。第二年，年轻的杨振宁也开始跟随王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提到当年的导师，应崇福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教授的生活都是很困难的，许多人都在校外兼职。导师王竹溪先生当时常穿一件竹布大褂，时间一长，大褂在原来的浅蓝色上竟然泛出红色。张文裕教授当时有一件从英国留学带回来的皮袄，算是很好的衣服了，但往下看就会发现皮毛都脱须了。西南联大许多名教授都是这样，尽管清贫却安贫乐道。” 

    作为学生，应崇福的生活也过得相当艰难，上课之余不得不靠做家教来赚取生活费。但就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西南联大仍坚持其学术的严谨性，决不因各种理由而放松对学生的要求。应崇福的一位研究生同学由于第一学年有3门功课都没有达到70分以上，而被开除了学籍。西南联大对于学生管理的严格性由此可见一斑。 

    自由之意志与独立之精神 

    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从教授的构成来看：联大170多名教授大部分都有留学背景，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很深，这使得联大的学术与政治气氛都很自由，可以说是“谁都不怕谁”。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 

    应崇福回忆：“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都非常平易近人，导师王竹溪先生对学生非常好，导师们都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从来都没有碰到过不听取学生意见的老师。当时联大在各个专业的权威、专家人数很多，学生都很尊重他们但绝对不会盲从、不会迷信权威。当时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同学在学校附近小街上的茶馆聚会，讨论学术问题、评论时势，经常一待就是一整晚。跟同学聊天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同学介绍，刚刚走过去的又是哪个名师。大多数教授因为经济条件不好，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一点都看不出来是权威、专家。教授们大多很自由、很洒脱，比如哪个教授兴致来了，就随便往墙上贴一个布告：‘今天某某人在某某教室讲《红楼梦》’。想听的学生可以随便去听，我经常去晚了就只能趴在教室土墙的窗户上，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下学生的感觉都非常好。” 

    曾有当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把自己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会伤及彼此感情，而且往往互相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西南联大当时在政治上也享有相当的自由度。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想控制联大，但由于学校离重庆比较远，鞭长莫及，而且受到教授与学生的集体抵抗，所以收效甚微。对此，应崇福也有切身体会：“虽然当时很多教授和同学经济条件都很不好，但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决不向国民党靠拢，决不让它控制自己。加入国民党当然能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可以过得轻松很多，但是这样就失去自己的脊梁骨了！” 

    刚毅坚卓的脊梁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联大师生用自己的亲身行动诠释了这沉甸甸的4个字。在中国最艰难的岁月里，一群了不起的老师和学生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为中国的未来积蓄着力量。 

    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一句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绝徼，指荒僻的边土，桢干质，指代大树良材。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的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免受日寇的摧残，保护起来，积蓄民族未来的希望。这是三所大学从北往南，在血与火中进行艰难转移的根本目的。 

    谈到联大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应崇福说：“在联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科学的学术思维方法，学会了怎么思考问题，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研究学问切忌浮躁，做人更不能斤斤计较。各位名师的传授使我的知识面扩大了，极大地加强了各方面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导师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支撑中华民族的脊梁，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坚持下去的信念，对物质条件的漠视和对精神力量的追求。当时很多教授完全可以出国去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他们仍然甘愿留在联大过着清贫的教书生活，这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也是为什么在50年代中期，我们这一批留美的学生在被迫与国内断绝消息几年后，仍然会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因为这里才有我们的根！” 

    西南联大教授、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作一碑文立于西南联大旧址：“世界列强，虽新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正是这种无比坚毅的民族自信心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支撑着无数国人，使抗战终有胜利的一天，中国终有富强的一日，西南联大的精神将继续激励后人，绵延不绝！